當前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時期，誘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日益增多和凸顯，而維穩工作則往往誤讀為強化行政的管控，對公眾參與、基層自治、基礎秩序潰散等問題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敏感性。要真正實現維穩工作的“標本兼治”，應轉變維穩觀念，要重視基礎秩序重構的過程，建立階段性的分級緩沖處理社會矛盾體系。維穩的過程是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。

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，“穩定”、“改革”、“發展”是“三位一體”互相關聯的主線：穩定是前提，改革是動力，發展是目標。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的轉型，出現了許多我們躲不開、繞不過的社會矛盾，有等不得、拖不起的突出問題，面對日益凸顯新問題和新矛盾，如果我們仍沿用傳統的維穩方式去應對，將很難適應，甚至有悖于維穩的初衷。

一、對“維穩”的簡單化、片面化的理解，易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

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多次強調穩定壓倒一切，他說：“中國的問題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。沒有穩定的環境，什么都做不成，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”。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是“摸著石頭過河”探索式的改革，它相對于深思熟慮的改革。所以社會秩序和制度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，產生了一些問題和矛盾，及時解決了一些，遺留下來一些。現在改革面臨“深水區”，深層矛盾逐漸顯現，加上解決問題的體制和機制不很通暢和健全，使很多群眾合理的訴求沒有得到及時公正地解決，造成群眾心中有怨氣，特別是長期得不到解決。被迫采取一些過激行為，選擇“敏感時期”越級上訪，甚至出現了“小鬧小解決，大鬧大解決，不鬧不解決”，以“鬧”的程度來決定問題解決的程度，使法律、政策的底線受到挑戰。

由于新老矛盾的積累和疊加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誘因，如官員的腐敗，收入差距不斷拉大，征地折遷，食品安全等問題，造成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。一些地方政府面對這樣的復雜局面，沒有有效社會管理方式去應對，所以只能是被動的、救火式的、補救式的和“花錢買平安”。維穩政績考核一票否決，這就造成了對地方政府壓力很大，出現對穩定壓倒一切 “片面化、簡單化”的理解，即片面地理解“穩定”即是“不出事”，“擺平”、“搞定”也是穩定，“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擺平”，單純地壓制“社會不穩定因素”，采取簡單粗暴的行政方式。

由于對維穩片面化的理解，一味的維穩，不從根本上解決群眾百姓的利益訴求，只會陷入越維越不穩尷尬局面，并付出維穩的高昂成本。

維穩一定要安撫情緒，幫助解決實際問題，公平公正處理，疏導暢通各個法律程序等，政府要多指引、傾聽、尊重民意。

實際上維穩從來不是目的，只是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手段，而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，歸結起來很簡單，就是溫總理所說的：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，更有尊嚴，讓社會更加公正，更加和諧”。

二、政府在維穩方面顯示出來的“強勢政府”，而忽視服務政府，導致維穩工作事倍功半，甚至走向反面

當前維穩工作的壓力來自于發展過程的問題與維穩本身問題的疊加。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矛盾，這些矛盾不必然引起社會不穩定，而只是對這矛盾的態度不正確，認識不足，處理不當才會引起社會不穩定。正是由于這類問題上存在著太多的“拿不準”、“不確定性”，才使政府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焦慮，使基層工作部門對復雜維穩事件采取或躲避、或就事論事、或過度反應的態度。因沒有緩沖地帶，政府被迫扮演了“強勢政府”的角色。在維穩這個不可動搖的大事面前，維穩的主體始終是地方政府部門，“被維穩”的總是百姓。這種定位，一開始就把政府部門的責任撇得一干二凈，無論如何，政府部門總是對的，而錯的總是老百姓。在這樣的維穩下，某些政府部門即便胡作非為，即便違法亂紀，群眾百姓也拿他沒有辦法。這種所謂穩定，又能維持多久。

現實中，有些社會管理者的權力十分膨脹；“強權”思維十分強悍；許多政府部門的“權力”意識總是強于人民群眾的權利要求，導致社會管理者不當行權事件發生成為常態。進而使人們常說的政府越位、缺位、錯位甚至胡亂作為等現象有經常化態勢。目前社會管理明顯滯后，與中國政府的許多職能劃分不清，有限政府理念不夠明確，服務型政府建設緩慢密切相關，也是社會自治很難得以有效改造的障礙和難題。

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強調，必須防止以“大局”“穩定”為借口排斥司法監督的傾向，摒棄“讓行政機關勝訴是支持，讓行政機關敗訴是添亂”的錯誤認識，不姑息遷就違法行政行為。

在當前中國政府公信力減弱，并有逐年延續乃至惡化趨勢。在當前出現的社會群體性沖突中有個特別現象，就是廣大群眾普遍不信任政府，即使政府講真話、做好事，也不信任，有陷入“塔西陀”陷阱的危險。公信力的缺失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，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，解決起來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我們把社會管理等同于社會控制，把群眾正當合法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。其實，穩定有賴于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，是一個不斷實現、再實現的過程。在新形勢下，要維護穩定，政府必須敢于面對矛盾，及時回應公眾質疑，切實回應民眾的利益訴求，解決實際問題。要以包容心態對待“異質思維”，讓有情緒的人、受委屈的人有地方，有機會去表達。

三、現有穩定思維追求著“剛性穩定”，結果是治標不治本，甚至對社會公正造成嚴重損害

2009年以來，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質的變化，由“發展是第一要務”變成了“發展是第一要務，維穩是第一責任”。把維穩當做第一責任，已成為地方政府和領導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對一些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估計過重，以致形成了“僵硬的穩定思維”。現在只要一提穩定，就是社會的剛性穩定，為達到這樣的目的，不惜動用大量的人力、警力、物力、財力來“維穩”。在目前的維穩模式下，通過壓制和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，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，成了相當普遍的做法。這種現象說明了有些地方政府在為民服務上不負責、不認真，也說明這些職能部門不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，而是在增加不和諧因素，不是在化解社會矛盾、維護群眾利益、應對社會風險，而是在漠視群眾利益，增加社會矛盾和風險。一個好的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，而是能夠正視和解決矛盾的社會。區分社會管理制度的優劣，不在于社會上有無矛盾，而在于管理社會的制度能否容納矛盾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矛盾。我們不認為有絕對穩定、絕對和諧的社會，糾紛的存在是一個社會成功實現其目的的標志。正常的利益表達，是群眾百姓的自由，而不是所謂的群體性事件，更沒有所謂的“維穩”概念。不應用維穩概念來壓致民眾的利益訴求，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概念比“維穩”概念更好。

事實上，自體內存在的局部“沖突”可以成為進化和發展的有益動力。一個動態發展的文明國家，不可能消滅所有的內部沖突，盲目壓制這些沖突將等于在某種程度上對自身改良的方向視而不見。中國需要一個動態的、總體穩定的社會體系來實現自己發展。

四、對走出維穩困境的建議

如果僅僅只是自上而下地反復強調維穩工作的重要性，只是著眼于如何遏制不斷上升的群體性沖突、繼續把社會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糾紛，將之統統上升為“社會不穩定因素”，面對轉型時期復雜多元的社會環境、進一步分化的社會階層和紛繁多態的社會心理，缺乏創新社會管理方法，沿用舊手段老辦法去解決，是很難走出目前維穩困境的。

1.樹立正確的維穩觀，應當從戰略上改變維穩的基本思路，從策略上改變維穩的具體做法。戰略上改變維穩思路，就是把所有群聚事件的性質定性為抗議活動，這樣，解決問題的思路就不是恐懼和敵視，如臨大敵，而是幫助下面解決問題，給抗議的人一個足以服人的公正解決方案。

策略上改變維穩做法，就是每當出現針對某一級政府一個抗議活動，上一級政府的應對策略不是派警察鎮壓、抓人，而是馬上派調查組去調查事情原委，搞清為什么會發生抗議事件，并公正解決。按照這樣的思路和做法去做的過程中，才能使國家秩序得到真正的穩定，民主的制度會健全起來。人們的抗議行動趨于日常化、和平化、制度化，個人或小群體利益和冤屈的民主表達機制會完善起來。每當有不公正發生，就會出現和平抗議，而各級政府應當去做的事情就是有效地解決這些抗議提出的問題。

2.要重新構建好基礎秩序，是提高維穩能力和實際效果的有效途徑。在改革過程中，舊制度不斷被破除，新體制不斷在建立。但新體制運行常常偏離初衷。其原因有兩個方面：一是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；二是制度運行條件的基礎出了問題。在某些情況下制度失敗不在制度本身，而在作為制度運行條件的基礎出了問題。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，如果只重視具體制度變革，而對基礎秩序的建設很少關注，甚至有時秉持一種機會主義態度，不惜用毀壞“基礎秩序”的方式來獲得改革的暫時收益。其結果是作為制度有效運行不可缺少的“基礎秩序”崩潰了，建筑在基礎秩序上的制度也就無法有效運行，因為制度的運行嵌入基礎秩序的。很多有效規則往往很簡單，因為制度不可能完善到沒有漏洞的程度。比如，乘公共汽車無人檢票，但很少看到有逃票的情況。因為鉆這個空子要付出尊嚴、名譽、誠信等無形的代價，而對這種代價的珍惜卻是維持著制度有效運行的基礎條件。要真正實現維穩工作的“標本兼治”目標，就是要在基礎秩序重構的過程中，不斷“矯正”價值偏離與目標偏離的現象。維穩是將沖突轉變為秩序，維穩就是維護核心價值觀底線的穩定，維穩的過程是認同、信任、權威建構的過程。

3.建立階段性的分級緩沖處理社會矛盾體系。實行分級緩沖處理，階段性地調和各種人民內部矛盾，確保改革有一個相對穩定、有序的環境，實現“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、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、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”。緩沖體系建設，主要指各類矛盾主體的黨委、政府機構發生直接沖突之前的體制和機制建設。一是著眼于個體的自我約束，矛盾的最終落腳點是個體。如果個體普遍加強了社會道德、理性、博愛、仁義等方面修養，就自然擁有了自我克制和管束能力，社會和諧也有廣大的群眾基礎。二是著力于和諧家庭細胞的培養，家庭是中國社會最基礎的組織機構，家庭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基礎作用。三是著手全覆蓋的鄉村（社區）穩定網建設。在社會組織結構中，家庭之上就是村組織（社區）。所有村和社區，要以兩委會為核心，建立綜治網絡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，實行“群防群治”。四是著眼于發揮各類社團組織的積極作用。必須探索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摸式，民間社團組織作為行業群眾的自我約束機構，是新型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發揮其在社會管理和社會安全領域的作用，緩沖和化解社會矛盾。五是科學管理新聞媒介和規范“獨立第三方”介入的工作機制。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，要完全封鎖消息或歪曲真相，是不可能的，允許媒體，尤其是與地方百姓息息相關的地方媒體及時地在現場，沖到事件第一線，充分采訪和報導事件真相，是可以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建起一種富有彈性的“緩沖地帶”的，避免干群，警群之間的短兵相接，正面沖突。這是公正處理社會矛盾，避免政府將一切矛盾攬在身上進而“引火燒身”的更好選擇。獨立第三方出現政府要保持科學開放的心態，獨立第三方介入處理當前重大群眾事件，是彌補政府公信力不足的一個有益的手段。

總之，社會穩定是中國改革、發展能否順利進行和是否按期實現既定目標的大事。我們要摒棄僵硬的維穩觀念，用創新社會管理方式，形成一個自我管理、自我形成秩序、自我化解矛盾、自我修復、自我平衡的社會生態機制，使中國社會穩定在動態中平衡前行，這也是我們維穩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。

原文作者：張青松